姚文元三部曲
金志霖
首次，因批判胡风而声名鹊起；次之，凭借《录以备考》一文崭露头角，成为新星的代表；最终，通过批判《海瑞罢官》，他踏入政坛，地位更上一层楼。
第一步：批胡风初露锋芒
胡风，解放前便已声名鹊起，其作品与思想对众多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姚文元亦对其怀有崇敬之情，所著《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中，对胡风赞誉有加，称其为“最杰出的理论家”。然而，在书稿尚未付梓之际，1954年下半年，我国文坛掀起了批判胡风的狂潮。姚文元对此深感震惊，但随即暗自庆幸书稿尚未递交给出版社。为顺应形势，彰显立场，他迅速转变态度，于1955年《文艺报》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对胡风理论进行恶毒攻击，称其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他们进而指责胡风“已然置身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且已陷入诋毁党的泥潭之中”。紧接着，他又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文。
姚文元的偏激言论吸引了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瞩目。张春桥心想，若要彻底摧毁胡风，岂不正需姚文元这般的“打手”？因此，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连番撰写批判胡风的文章。此外，张春桥还亲自审核并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姚文元声名鹊起，成为反胡风的“勇士”。
于是，姚文元因批胡风而攀附上了张春桥这棵歪曲的树木；而张春桥则借助姚文元这根尖锐的“棍棒”，实现了打击他人的目的。二人勾结，狼狈为奸，终成了一对臭味相投的伙伴。
姚文元
第二步，《录以备考》助成“新星”。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刚刚落幕，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的浪潮。这样的政治氛围，恰是姚文元所喜，也让他的“打棍子”技艺得以施展。
在姚文元崭露头角之际，曾有一段小插曲。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再度刊发了一篇针对姚雪垠的抨击文章《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论战》。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言辞激烈，火力全开，几乎将攻击之能事发挥到了极致，可谓“锋芒毕露”。诚然，仅凭这样一篇即便稍有良知之人亦会嗤之以鼻的批判之作，姚文元是难以“走红”的。然而，连姚文元本人也未料到，这篇文章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毛泽东素爱阅读上海的《文汇报》，恰逢其时，一篇姚文元的文章映入眼帘。这让他想起了不久前所读姚雪垠于1956年秋在太湖疗养期间所撰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对姚雪垠的文风颇有微词，认为他颇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仿佛置身于众人沉醉而独他清醒的状态。此番再读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深感其针对性极强，于是便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询问姚文元的身份背景。
1957年2月6日，在一场讲话中，毛泽东就文艺界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他提及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表示：“我们对待事物应当采取辩证的思维方式……近期，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撰写了一篇作品，我认为写得相当出色。”
毛泽东的讲话迅速传至中共上海市委，一时间，姚文元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成为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璀璨“新星”。恰逢中央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际，按常规，姚文元并无资格参与其中。然而，得益于毛泽东的赞誉，中共上海市委对他另眼相看，遂选他为代表，前往北京参会。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上海代表团，并在讲话中再次提及姚文元。
毛泽东说：“不必畏惧片面性……每个人，包括青年人，都难免会存在片面之嫌，李希凡、王蒙皆是如此。然而，在青年作家中，我认为姚文元的片面性相对较少。”
昔日，姚文元虽被誉为“棍棒”英雄，然在上海政界与文艺界的名流中，他却默默无闻，如同尘埃中的鼠辈。然而，在短短一个月的光景里，毛泽东接连两次对他赞誉有加，使得众人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本”，姚文元更是全力以赴，细致入微地洞察一切细微变化，巧妙捕捉政治上的灵感火花。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引发全国关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反右派斗争的序幕。姚文元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觉得展示才华的时机再次来临。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播发了姚文元的“杰作”，全国为之震动，上海更是备受冲击。
原来，在5月25日，毛泽东于北京接见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随即发出了一条简短的电讯报道。《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均对此电讯进行了报道，但它们的编排手法各具特色，使用的铅字及标题大小亦不尽相同。在常人眼中，这样的编排或许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在某些非正常思维之下，此类差异竟被视作不正常，进而演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基于这三份报纸的差异，撰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并在《文汇报》上刊登。或许巧合的是，这篇文章恰巧被毛泽东所见，并受到了他的赞赏。毛泽东随即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加编者按语进行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亦在新闻节目中进行了摘要播放。自此，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相继得到了转载。
姚文元，一颗文坛的“新星”，一时间名扬四海。此后，他的仕途亨通，迅速晋升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以及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第三步，凭《海瑞罢官》入政坛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此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姚文元在政治得势后灵魂与人性扭曲的丑态。他深信，自己凭借“棍棒”手段崭露头角，因此理应将“棒威”进一步弘扬。于是，他挥舞起手中的棍棒，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击，且愈打愈烈：他打击当代名流，诸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击文坛老将，包括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对今人的打击尚觉不足，他仍觉不解恨，进而将矛头指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海瑞，便成了他棍棒的焦点。1965年11月10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评论。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在《文汇报》刊出后，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指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狗屁不通，都为吴晗而鸣不平，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王洪文火车上合影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林彪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工业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无情而又公正。姚文元，这位曾从墨水瓶中崭露头角的“大人物”，手持“秃笔”自诩为挺身而出的“英雄”，凭借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伎俩，跃上了人生的顶峰，却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终归，历史对他的评判是唾弃。1976年10月，他被捕入狱，沦为阶下囚；1981年1月，特别法庭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夏国胜，《党史文苑》
姚文元入狱前后
作者：沈国凡
1996年1月，姚文元获释。
在这间他蹲守了十余载的牢室中，他环顾四周，不禁长叹一声。随即便缓缓地褪去身上那件囚服，换上了家人早已寄来的崭新中山装。狱警步履沉稳地走来，推开那扇沉重如山的大铁门。
姚文元：我能走了吗？
狱警说：“我来通知你。”
姚文元向狱警致以诚挚的谢意，感慨道：“多年来，实在辛苦你们了。”
狱警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无需拘束，回去后仔细思考一番，今后切莫再犯此类恶行。”
姚文元颔首，连声应道：“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他携带着在狱中积攒的行囊，跟随狱警步入了监狱的办公区，完成了出狱的繁琐手续。迎面而来的，是那灿烂的阳光，姚文元心中充满了喜悦，朝着监狱大门的方向走去。在那里，他的家人早已焦急地等待着，热情地迎了上来。在亲人的簇拥下，他手持行囊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购买了返回上海的火车票。火车抵达上海火车站的那一刻，姚文元踏下车厢，第一眼便瞧见了久违的妻子金英。他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慨万分：“唉，这十年的时光，宛如一场梦啊！”
被捕时十分冷静
遵照华国锋同志的提议，特此决定于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钟，在怀仁堂二楼举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探讨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以及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育策略。
鉴于部分文献需进行修订，恳请姚文元同志参加本次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 (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在细阅完通知内容后，心中踌躇，对此次安排感到颇为“不寻常”。他之所以认为此举“不寻常”，首先是因为他并非政治局常委，以往虽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列席过类似会议，却未曾收到过如此正式的邀请。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便接到列席此类会议的通知，显得颇为“突然”。此外，会议地点的选择也显得异常。以往召开此类会议，多在警卫森严的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等地，而此次仅四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址于宽敞的怀仁堂，亦让人感到颇为“不寻常”。
姚文元对于本次“会议”的举行持有疑虑，他故作常态，试探性地询问机要秘书：“小郭，你觉得我今晚应该参加会议吗？”秘书的回答坚定地给予了肯定。
姚文元又试探着问:“这是政治局的常委会, 我又不是常委, 他们为何非让我去参加呢?”机要秘书说“这不言而喻，目前只剩四个常委，如何进行表决？我听说洪文同志提到，按照名单轮换，您也应当成为常委。”对权力的渴望使姚文元暂时放下了先前的疑虑。
为确保万无一失，姚文元选择先拜访张春桥，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在与张春桥会面后，他得知张春桥亦收到了相同的会议通知。姚文元向张春桥倾述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位常被尊称为“军师”的张春桥则轻笑，认为他的顾虑过于多余。
并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 现在你不是常委, 可十年前你是什么,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 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 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张春桥的话虽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问:“那就江青同志吧, 她是主席的夫人, 在国内外也有影响。”张春桥不以为然地说:“她这个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都还是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主席不在了。”这是姚文元最担心的事情, 他得靠着江青这棵“大树”才能“生长”, 一旦这棵“大树”轰然倒下, 那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张春桥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去。”张春桥觉得姚文元的话有些可笑, 太书生气了, 真要到了“那么一天”, 还能让你回上海?张春桥说:“若真有那一天，我会让家人带着我的骨灰回上海。”
在纷繁复杂的情绪交织中，姚文元于10月6日晚上7点40分，驾驶汽车离开了住所，驶向怀仁堂。他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位抵达“会议”现场的。抵达怀仁堂后，他被引至东廊的休息区。此刻，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步入室内，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策。出乎意料的是，在听完宣读之后，姚文元并未如王洪文那般狂暴地冲向对方，反而显得异常平静。他毫无反抗之意，也未提出任何争辩，仅轻声回应：“走吧。”早已准备就绪的行动人员引领姚文元步出大门。
在濒临覆灭的边缘，姚文元的冷静态度，相较“四人帮”中的其他三位成员，显得尤为突出。这一情形无不昭示着，姚文元早已对这一幕有所预知。自此，他将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以及对文字和语言的卓越驾驭能力，转向了另一个战场——法庭。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在“四人帮”成员中，唯有姚文元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不同，他在法庭上坚守阵地，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
法庭狡辩
1980年12月8日，在首次审判庭上，对姚文元进行了庭审问询。
审判长史笑谈向姚文元提问：“起诉书中指出你指控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为‘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无产阶级的最大敌人’，以及‘上海党内形成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些指控是否属实？”姚文元的回应出乎众人意料。
他说:“1967年1月我抵达上海之际，基于当时的局势……我确实对上海市委的领导层提出过批评……控诉书中提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有此言论，但并未明确指出是哪一位发言。”随后，姚文元针对控诉书中一些模糊不清的表述，从字面意思上为自己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会见律师
在法庭上，针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衅，宣读了由其与张春桥共同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检讨》。文中指责陈丕显等人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称其为“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并指责陈丕显为“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还在党内建立了“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张春桥在1967年12月12日的批语中提到，在姚文元意见到来后即可发表。这些证据被视为充分。然而，姚文元却提出质疑，称文章并非由他组织，而是上海市委送至北京的。尽管他审阅过，但无法回忆起具体意见，并表示以事实为准。但他承认文章中关于陈丕显的指控是文章内容。为避免引起反感，姚文元在结尾时道歉，表示对陈丕显和其他市委领导，以及上海市、区、基层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的不当攻击表示歉意。面对审判员的提问，姚文元声称自己应负审阅责任，但否认文章观点代表其个人观点。法庭随后宣读了徐景贤在1968年1月16日的批语，其中提到根据姚文元意见删去了涉及中央会议的内容。审判员追问姚文元为何未删除对陈丕显的诬陷，直接戳中其要害。面对事实，姚文元只得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姚文元始终坚持不认罪，仅承认错误。
在预审阶段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姚文元始终维持着一种朴实的姿态。他时不时地抚摸着自己光洁的头顶，或者擦拭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接着，他带着一双类似金鱼般呆滞的眼神凝视着法官，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极为“老实”。在应对法官提问时，他的言辞略显迟滞，口吃使得话语无法流畅。然而，他的回答却字斟句酌，虽吐字缓慢，却清晰可辨。
在预审中, 当被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中, 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错了时, 姚文元一开始就承认说:“错了, 肯定是错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 那太不合事实了, 这跟他无关, 这是错了。”姚文元说:“当时, 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大家都遵照去做了, 也没有办法。”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将自己的责任全部都推掉。在这件事情上, “四人帮”的其他人的交待和当事人的揭发, 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
审判员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 由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正是姚文元一伙人炮制的虚假情况, 混淆视听, 才导致了后来决策上的错误决定。接着, 预审人员又出示了当时他写的日记。日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 “要镇压”, “要杀人”。面对铁证, 姚文元只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 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 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 罪行严重”。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 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无法辩掉的罪责
姚文元因听力不佳，庭审时不得不佩戴助听器。他偶尔故意装作听不见，当审判员询问时，经常以“什么事？”反问，并且不断要求审判员“请再说一遍”。虽然看似小事，但在庄严的法庭上，这为他争取了思考的缓冲时间，同时也削弱了庭审的严肃性。此外，他在法庭上频繁为自己辩护，而公诉人和法官有时未能及时反驳他的无理之词，导致庭审的公正性受到影响，审判效果大打折扣。
法庭审判员接着又对姚文元提出一个问题:“起诉书指控你诬陷、迫害曹荻秋是叛徒, 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说:“……自我进入中央工作后，上海方面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负责调查曹荻秋，该组由王少庸、王洪文等人领导。我并未与专案组成员有过接触，也未曾要求他们向我汇报曹荻秋的情况。”他进一步解释：“我是否应承担责任？我的责任在于，当上海市委提交了一份将曹荻秋同志定性为叛徒的报告，经张春桥批准后转至我处，我仅是在报告上画圈。随后，报告被退回并上报中央，这是我应尽的工作职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中，无人具备姚文元这样的“辩护技巧”，更无一人敢于在法庭上公开宣称自己的罪行仅是“工作责任”。
法庭上，宣读了马天水于1973年6月26日致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内容：“经过充分讨论，我们决定将曹荻秋定性为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并撤销其党内外所有职务，恳请中央审批。现附上《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敬请审阅并给予指示，是否可以正式上报中央。”
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姚文元曾圈阅了这个报告。宣读完后, 公诉人经审判长同意发言。公诉人指出:“……姚文元与张春桥、王洪文一同诬陷并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其目的在于巩固他们在上海的权力篡夺，将上海变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基地，这并非工作责任，而是他们预谋的犯罪行为。”“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与张春桥没有特别讨论过……在叛徒问题上，我没有指使或策划过，也没有明确要求他们将其定为叛徒……我画过圈，但并非有意迫害他，但我承认将他人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对此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姚文元并不愿意与张春桥“各执一词”，他在背负重压之下试图将责任推卸干净。尽管他只是画了个“圈”，并声称“没有蓄意迫害他”，但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揭示。
依据曹荻秋专案组负责人盛某于1980年9月10日提供的证词，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追随者对曹荻秋同志进行了无端的诬陷。姚文元直接介入其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在张春桥的控制之下，原上海市委的马天水等人操控了由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在正式上报中央之前，这份报告先是被直接送往北京，交予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审阅，并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修改后，方才得以上报党中央。面对事实，姚文元无论怎样狡辩，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罪行，终究是无法抵赖的。
家事致监狱
姚文元判刑18年。
入狱后, 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 也不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 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 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 谈自己的认识, 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等等。除此之外, 为了表现积极接受改造, 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 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 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其中最可笑的是, 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 家家丰衣足食时, 竟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 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 得有个计划, 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 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 对粮食要有计划, 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姚文元与外界脱节, 在他的思想中, 中国还是他被捕前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当今的中国早已非彼时当权时的面貌，百姓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你还是先好好反思自我，进行改造吧！”
在服刑的时间里, 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的事, 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 留下的一笔遗产。1986年, 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而闹起了风波。姚文元知道后十分为难:一边是慈母，一边是贤妻，他不知如何化解这场纷争。他本想在狱中安度刑期，然而家中的事态紧迫，又不得不加以关注。此时的姚文元亟需的是自由，对财物之事早已淡然，于是他致信妻子，动员她在这一事件上对母亲给予宽容。在姚文元的介入下，这场闹至监狱的家事终于得以平息。出狱后，妻子金英并未责怪他，而是将他接回上海，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安顿下来。姚文元平日里在家潜心读书，鲜少外出，亦不与他人交往，买菜购物等琐事均由妻子承担，两人过上了宁静淡泊的生活，直至姚文元离世。